從出土文獻談曾分爲三
（首發）
董珊
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
一
最近披露的清華簡《繫年》，可以印證幷發明很多傳世文獻中的史事。李學勤先生介紹清華簡《繫年》第二章開頭即說：“周幽王娶妻于西申，生平王”，可知幽王的申后本系西申之女。簡文接著說，幽王嬖愛褒姒，立伯盤：
“王與伯盤逐平王，平王走西申。幽王起師，圍平王於西申，申人弗畀。繒人乃降西戎，以攻幽王，幽王及伯盤乃滅。”[1]
此事見于《左傳正義》昭公二十六年引汲冢《紀年》：
“平王奔西申，而立伯盤以為大子，與幽王俱死於戲。先是申侯、曾侯（原作魯侯，據蒙文通先生說校改）[2]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，以本大子，故稱天王。”
《國語·鄭語》：史伯答鄭桓公語：
“申、繒、西戎方強。王室方騷，將以縱慾，不亦難乎？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，必求之申，申人弗畀，必伐之。若伐申，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，周不守矣！繒與西戎方將德申，申、呂方強，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，王師若在，其救之亦必然矣。王心怒矣，虢公從矣，凡周存亡，不三稔矣。”
《史記·周本紀》記載這段歷史，也說：“申侯怒，與繒、西夷犬戎攻幽王。”這些文獻所提到與幽王作對的勢力，可分三種：
1、申與許、呂。申即西申。據清華簡《繫年》和汲冢《紀年》，這個申不在今河南南陽，而應即《逸周書•王會》之西申，蒙文通先生考訂在陝西北部，劉德岑、顧頡剛等先生考證在關中西部，童書業則認爲地近驪山。[3]這個申，是周宣王改封南陽之申（見《詩·大雅·嵩高》）之前的本支。[4]南陽的申稱“南申”（見南申伯太宰簋，《集成》04188、04189），在舊地遺留的即《繫年》的“西申”。
申、許、呂都是四岳（大岳）之後，是姜姓諸侯，他們是同姓的聯合。蒙文通先生指出，周宣王先封申于南陽，呂、許繼之而封。[5]在封于南陽之前，申與許、呂都應該都位于宗周西部。
2、繒。與西申、犬戎共滅幽王的“繒”，其位置也應在宗周、西申附近，笪浩波先生也已指出：“繒爲申之與國，必近申。”[6]根據所處方位，這個繒可以稱爲“西繒”。文獻多作“繒”，只有《國語·晉語一》：“申人、鄫人召西戎以伐周”寫作“鄫”，韋昭注：“鄫，姒姓。禹後也。”
3、西戎、西夷、犬戎。蒙文通先生指出，攻周者本非一族，据《後漢書·西羌傳》有申戎，申與西方諸戎有密切的關係。此外蒙文通先生還有不少很好的論述，請參看《周秦少數民族研究》中的相關章節。
剛剛看到完整發表的《繫年》，第二章講到周無王九年，立平王的是晉文侯，這與《左傳正義》昭公二十六年引汲冢《紀年》：“申侯、魯〈曾〉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，以本大子，故稱天王。”相矛盾，絕對不可調合。《國語·周語中》：“杞、繒由大姒，齊、許、申、呂（《大雅·嵩高》作‘甫’）由大姜。”這句話中包含了上述反對幽王立伯服的、除戎以外的姒、姜兩姓勢力，這兩姓是傳統上與周人通婚的西方氏族。因爲其中沒有姬姓諸侯，所以我想他們立平王于申是不算數的，“以本大子，故稱天王”這種話很可能是後代史學家編造出來的。相反，《繫年》中沒出現申侯立平王這回事，又說晉文侯殺擕惠王于虢，周無王九年、晉文侯迎平王于少鄂、立于京師，三年之後東遷至成周，這種細節是編不出來的，其所述應該可信。所以，不存在“周二王並立”的事。
二
接下來想重點談談西繒及其相關的問題。我認爲，歷史上存在出自夏禹、同爲姒姓的三個曾國。
第一支，即在山東之鄫，《史記·周本紀》《正義》引《括地志》說“繒縣在沂州承縣”，今地在山東棗莊東。《春秋》僖公十九年、襄公五年經傳或寫作“鄫”。1981年山東臨朐縣嵩山泉頭村墓葬出土春秋早期上曾太子般殷鼎（M乙.1，集成02750），自稱“上曾”。1998年，山東省滕州前掌大村商周墓地出土商晚期的“
（曾[7]）婦中巳（姒）”觚（M127.1），似證明早期的曾就在山東境內。這個曾國，可依《左傳》的用字習慣記爲“鄫”。
《左傳》魯襄公六年（公元前567年）記載莒滅鄫。《戰國策·魏策四》“八年謂魏王曰”章：“繒恃齊以悍越，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。”似在戰國早期此鄫又復國而再亡于越。
第二支，是西周早期存在于湖北隨州的曾。2011年5、6月開始，在湖北隨州葉家山發掘的西周早期的曾侯墓地，“曾”寫作“”，其年代大約相當于成康前後。[8]從墓地有東西向墓葬、有腰坑等商文化因素來看，這個曾國不會是姬姓。
在昭王南征時，曾是個重要的軍事據點，見于中甗、靜方鼎等一系列銅器銘文。約在西周晚期，周伐滅曾國附近的鄂侯（事見禹鼎銘，《集成》02833、02834），勢力進駐此地，在原曾地改封姬姓諸侯。《國語·鄭語》周史伯說南當成周者有隨國，韋昭注爲姬姓，即此。但上海博物館藏兩周之際的南方青銅器曾子倝鼎銘（《集成》02757）說：“惠于剌曲”，學者多認爲“剌曲”即《世本》所見夏少康封鄫之少子“曲烈”，設此不誤，可說明西周時代此地的曾爲姒姓國，幷且姒姓之曾未因周人之進駐而立即絕滅，而且還與姬姓之隨短暫幷存過，但地點可能有所轉移。
長期以來，學界對曾、隨一國兩名的問題討論不休。[9]根據最新的出土發現，我認爲，就東周時代來講，傳世文獻中的“隨”是銅器所見姬姓曾國，這已無可懷疑。問題是如何解釋“曾”又稱為“隨”。我認爲“隨”是曾國都，國都名“隨”逐漸取代舊國名“曾”，導致今天傳世文獻只見後起的新國名“隨”。其國都名稱演變為邦國名稱的過程，猶如戰國之魏遷都于大梁，邦國名就稱爲“梁”，新的邦國名稱“梁”雖因秦統一而一度中斷，但到了西漢初，又在戰國魏故地封建梁國，是對戰國時代新興的國名“梁”的延續。[10]最近新發現春秋中晚期的楚王爲“隨季羋加”作鼎，以及新蔡簡所見的“隨侯”（甲三：25），即是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楚國已開始稱姬姓曾國爲“隨”，這個新興名稱“隨”被戰國早、中期成書的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等傳世文獻繼承，舊名稱“曾”隨著此時曾國的衰亡，就湮沒不顯了。
因此，傳世文獻中西周晚期以來的姬姓隨國，就是同時期銅器銘文的曾國。兩周之際的曾伯
簠（《集成》04631、04632）銘文說：“克狄淮夷，抑燮繁湯，金道錫行，具既俾方。”可見該地既控扼淮夷，又位于銅、錫的運輸綫上，對于周王朝有重要的作用，這是封姬姓諸侯的原因。《左傳》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，已經說“漢東之國隨爲大”，隨縣城郊季氏梁出土的春秋中期曾大攻尹季怡戈、周王孫季怡戈（《集成》11365、11309），都可證此時已只存在與周同姓的曾。因爲曾國地近于楚，所以屢受楚人的侵伐；春秋晚期，吳攻入郢，楚昭王外逃避難，得到隨人的保護，因爲這層特殊關係，所以隨國直至戰國早期尚未被楚國滅絕。
據上所述，西周早期開始存在于南方的曾，以西周晚期、兩周之際爲分界，之前是姒姓國，之後是姬姓國。
第三支曾，便是上述與西申、犬戎等勢力共同攻滅幽王的繒。這個繒在商周之際的情况，也有些零星發現的古文字材料能提供佐證。首先是2008年周公廟出土的西周甲骨文，其中兩片都有一個寫作左上從、左下從㐭、右從王的字，可隷定爲“
”。此字不從王的寫法“
”，又早已見于1976年陝西寶鷄竹園溝1號西周
國墓出土銅泡（M1.115，《集成》11842）[11]，以及1985年甘肅崇信于家灣3號西周早期墓出土銅戈（M3.1，《集成》10775）。[12]
上述“/”字凡四見。這個字既然在銅泡、戈銘用爲族氏名稱，在商周甲骨文中也應如此。我認爲此字從“”聲，是表示國名“繒”的專字。從出土地點看，竹園溝1號墓是魚國墓，崇信于家灣墓葬都是南北向，是周人墓地，這兩處都不是西方之繒。但從地理位置上說，寶鷄和崇信，位于陝西和甘肅交通綫上，是西戎進入宗周地區的必經之路。據現有這點資料來看，如果叛周之繒位于這兩點一線上的某處，是比較合適的。
周公廟甲骨文“”字之從“王”，亦猶古文字“
”字之從“王”[13]，可以參看銅器銘文所見申、呂、夨（虞）、豳、
（巒-蠻）諸西戎之君稱王。[14]蒙文通《姜戎南侵》說：“呂之稱王，猶豐王、亳王、大荔、義渠之王之例，更證爲其西戎君號。”[15]
1965年湖北武漢市漢陽縣東城垸紗帽山出土一件銅尊，銘文是“天卸（御）”，年代相當於殷墟四期。[16]《甲骨文合集》36747號著錄一片帝乙帝辛時期的黃類卜辭：“二（？）月，在
彜……自上下于
，余……□，亡
（愍）。”卜辭與銅尊的年代基本相同。出土銅尊的漢陽紗帽山地區，與隨州相去不遠，交通便利。隨州葉家山曾侯墓地還出土了“魚”字族徽銘文的青銅器，而寶鶏國墓地則出土“”字銅泡。這些情况似乎提示我們要將南曾與西曾聯繫起來，即商末周初在西、南兩地的“”，應該是同一族氏的兩個分支。
上面分別考察了位于東、南、西方的鄫（上曾）、曾（）、繒（/）三個姒姓國。其國名用字既有區別，又互有交替。
三
上面分析了滅西周的各種勢力，以及同爲姒姓之曾分爲三支的情况。下面爲了解釋曾分爲三的原因，我們先舉幾個西周早期異姓國族遷徙的例子。
1、秦的遷徙。李學勤先生在《光明日報》上撰文介紹，清華簡《繫年》的第三章記載二次克商以後：
飛廉東逃于商奄氏。成王伐商奄,殺飛廉,西遷商奄之民于邾圉,以御奴之戎,是秦先人。
李學勤先生指出，將秦國先人“商奄之民”西遷到了“邾圉”即今甘肅甘谷縣西南，性質用後世的話說便是謫戍。西周中期的詢簋和師酉簋都提到有“秦夷”和“戍秦人”。 [17]
2、唐的遷徙。《史記·晉世家》：“晉唐叔虞者”《索隱》：“晉初封于唐，故稱晉唐叔虞也。且唐本堯後，封在夏墟，而都于鄂。鄂，今在大夏是也。及成王滅唐之後，乃分徙之于許、郢之間，故春秋有唐成公是也，即今之唐州也。”
3、鄂的遷徙。西周青銅器屢見鄂國。李學勤先生曾總結以往對其地望的看法，有河內野王、南陽西鄂、江夏東鄂三說。李學勤先生指出，1975年考古在隨州發現孴季尊，靜方鼎和安州六器的中甗都提到“鄂師”，這些證據都表明“鄂”是在南國；2007年10月，在隨州市安居羊子山西周早期墓葬M4發現大量鄂侯銅器，因此西周之鄂應在隨州。[18]
從考古發現看，西周鄂國在隨州當然是不錯的。但是，這個南方之鄂是怎麽來的呢？馬承源先生主編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認爲，因爲周武王在河內野王封邘，原在此地的殷商諸侯鄂（或作邘）侯因而南遷。[19]最近發現的西周早期疑尊、疑卣銘文，提到“仲
父于入鄂侯于盩城”，說明西周早期的鄂確曾遷徙，只是不知所遷“盩城”爲何處。[20]因此，馬先生的這個觀點能夠解釋歷史上有多個地名稱“鄂”的情况，有他的合理性。
此外，周人既遷殷頑民于成周，又將殷商舊族拆散，分給晉、魯、衛等姬姓諸侯去管理，也是類似的事例。概括上述情況可知，西周滅商以後，周人曾令部分殷商舊諸侯四處遷徙，政治地理格局經歷了一次大的變動。曾是夏後姒姓諸侯國，在商代晚期位于今山東南部，因爲周克商成功，曾人在周人的逼迫之下，分爲三支，一支留在原地，另兩支分別遠赴今陝甘交界處與湖北隨州。
周人遷徙殷商諸侯，有多重目的。令其戍邊只是其一；另一方面，將異姓貴族力量拆散，便于統治；此外，徙往關中的異姓貴族也有人質的作用。《秦始皇本紀》：“（二十六年）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。”漢初婁敬給漢高祖出主意說：“今陛下雖都關中，實少人。北近胡寇，東有六國之族，宗强，一日有變，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。臣願陛下徙齊諸田，楚昭、屈、景，燕、趙、韓、魏後，及豪杰名家居關中。無事，可以備胡；諸侯有變，亦足率以東伐。此强本弱末之術也。”其事理與周初分徙殷商諸侯類似。
最後還要指出的是，在武王克商以前，殷商諸侯也些有遷徙的行動。李學勤先生談秦人西遷的另一原因，是蜚廉之父中譎曾在商末“在西戎，保西垂”。上擧“”字見于湖北出土的殷墟四期銅尊和同時期殷墟甲骨文，似乎也表明曾國族的遷徙也早在商末就開始了。殷商諸侯在商末遷徙的原因，目前尚無法討論。
2011-10-16初稿
2011-11-20二稿
[附記]本文主要觀點曾以“說西曾與曾分为三”為題，在2011年10月29日在武漢大學召開的“楚簡楚文化與先秦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”上宣講（此爲所宣讀的《清華簡〈繫年〉二題》的第一題，未提交紙本。第二題爲“清華簡《繫年》所見的“衛叔封”，已收入會議使用的論文集，修改稿將正式發表在該會議論文集中）。在這次會議使用的論文集中，我看到笪浩波先生提交的《漢東的國、曾國與隨國考》，有些觀點與我不謀而合，特此説明，並加以引用。《左傳正義》引《紀年》的魯侯為曾侯之誤，我也是後來發現蒙文通先生早已指出，但沒舉證，所以在正文中改爲引用蒙文通先生的說法，將我的舉證放在註釋中。這是類似的情況。
[附記二]又，後來看到楊升南先生《葉家山曾侯家族墓地曾國的族屬》（《中國文物報》2011年11月2日3版）也認爲葉家山西周早期之曾侯爲姒姓，“與西戎聯合攻幽王的繒當與西申、犬戎相近。”
[附記三]看到了2011年12月出版的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（二）》收錄完整的《繫年》，改寫了第一部分的最後一段。2011-12-25。
[1] 李學勤：《清華簡〈繫年〉及有關古史問題》，《文物》2011年第3期。
[2] 蒙文通：《姜戎南侵》“曾侯（曾舊誤作魯）”、《犬戎東侵周地》“魯侯（疑曾字之誤）”，見《周秦少數民族研究》15頁、21頁，龍門聯合書局，1958年7月；收入《古族甄微》64頁、70頁，巴蜀書社，1993年4月；又《川大史學·蒙文通卷》四川大學出版社，2006年8月，460頁、465頁。珊按：“魯”乃“曾”字之訛。《國語·晉語一》“繒”或作“鄫”，鄫、魯相訛之例，見《左傳》隱公五年“吾將略地焉”《正義》：“又（僖）十六年傳曰：謀鄫且東略也。”阮元《校勘記》：“謀鄫且東略也，閩本、監本、毛本鄫誤魯。”是傳世文獻有“鄫”誤為“魯”之例。
[3] 《蒙文通文集》第二卷《古族甄微》第72-73頁。劉德岑：《申氏族的遷徙》，《禹貢》半月刊第六卷第1期；顧頡剛：《西周的王朝》，《顧頡剛古史論文集》第二册，中華書局，1988，第353頁注釋20；童書業《春秋史》，開明書店，1946年，第47頁注釋125。
[4] 另有一支申在信陽，可能是申遺民所居，其年代約在春秋晚期至戰國時代。參看徐少華著：《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》34-37頁，武漢大學出版社，1994年。此時南陽之申已改稱宛，幷有宛公。信陽長台關一號楚墓出土一件荊曆鐘，記載楚昭王時晉人救戎事，《左傳》哀公四年記載參與此事的有申公壽餘，長台關一號楚墓可能是壽餘之後代申公，因此可以用這件鐘來隨葬。
[5] 蒙文通：《周秦少數民族研究》16頁。
[6] 笪浩波：《漢東的國、曾國與隨國考》9頁，收入《楚簡楚文化與先秦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（上）》，2011年10月，武漢大學。
[7] 此形可以有“”與“”兩種隷定方法，本文統一作“”。
[8]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隨州葉家山墓地考古發掘工作獲階段性成果——西周早期曾國史研究將有重大突破》，《江漢考古》2011年第3期。此為M65的簡報。又相關報導見《中國文物報》2011年10月12日第4版，M1、M2、M27的簡報將刊登于《文物》2011年第11期。
[9] 吳良寶：《再說曾國之謎》，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：《新果集——慶祝林沄先生七十華誕論文集》科學出版社，2008年，626-631頁。
[10] 漢初梁王彭越都定陶，又《史記·梁孝王世家》《正義》引《括地志》：“漢文帝封其子武于大梁，以其卑濕，徙睢陽，故改曰梁也。”
[11] 盧連成、胡智生：《寶鷄國墓地》134頁圖106.2，文物出版社，1988年10月。器內壁與泡口沿有同樣的銘文。
[12]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：《甘肅崇信于家灣周墓發掘簡報》，《考古與文物》1986年1期5頁圖9.1。《近出》1080。
[13] 《集成》11848-11850泡、11774斧。
[14] 申：申文王之孫瑚，《古文字研究》25輯193頁；申王之孫叔姜瑚，《考古》1998年4期45頁圖5、《新收》1212；南申伯太宰簋“遲王監伯”，《集成》04188、04189。呂：呂王鬲，《集成》00635；呂王壺，《集成》09630；呂王之孫戈，《新收》1971，鐘鎛“呂王之孫”，《新收》483。夨（虞）：夨王方鼎蓋，《集成》02149；夨王簋蓋，《集成》03871，夨王觶，《集成》06452；散氏盤，《集成》10176。豳：豳王盉，《集成》09411；豳王鬲，《新收》742、743。王尊，《文博》2008年2期7頁圖8。參看張政烺：《夨王簋蓋跋——評王國維〈古諸侯稱王說〉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十三輯，中華書局1986年6月；收入《張政烺文史論集》706-713頁，中華書局，2004年。
[15] 《周秦少數民族研究》16頁。
[16] 《江漢考古》1984年3期110頁右下，《江漢考古》1987年3期12頁。《集成》05687。
[17] 李學勤：《清華簡關于秦人始源的重要發現》，《光明日報》，2011年9月8日。
[18] 李學勤：《論周初的鄂國》，原載《中華文史論叢》2008年第4期，收入李學勤：《通向文明之路》，商務印書館，2010年，183-187頁。李學勤：《由新見青銅器看西周早期的曾、鄂、楚》，《文物》2010年1期，40-43頁。隨州市博物館：《隨州出土文物精粹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9年1月。
[19] 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（三）》一五七號鄂叔簋：“武王封子于此，鄂南遷，至于今之南陽，史稱西鄂。”（102頁）又四〇六號鄂侯馭方鼎注釋[三]：“按鄂原爲商之舊國，鄂侯爲紂之三公而被脯，商鄂侯之國原在野王，鄂亦作邘。後武王子封于此，則鄂南遷，至于南陽，爲此地一强邦。後鄂爲周所伐，禹鼎銘所謂壽幼勿遺，其餘族則再南遷于鄧之向南城，同爲西鄂。鄂據有南國之腹地，西扼淮水，南控江漢，戰略地位極爲有利，乃成爲諸夷之領袖。”（281頁）
[20] 見法國希拉克博物館出版的《東波齋藏中國青銅器和金器》（CHINE DE BRONZE ET D′OR， Musée Du Président Jacques Chirac，2011.）第10、11號。考釋參看拙文：《疑尊、疑卣考釋》，《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》待刊。
本文收稿日期為2011年12月25日。
本文發佈日期為2011年12月26日。
